本文由高雄市管樂團委託聽寫執行，並首刊於2025/8/10高雄市管樂團第54回定期音樂會《夢響》節目冊

侯宇彪，現任台北青年管樂團藝術總監，長期投入台灣管樂合奏發展，擔任國防部示範樂隊與三軍樂隊指揮顧問，並於東吳大學任教。早年主修法國號，曾任數個樂團首席，赴美進修後轉向指揮領域，至今累積數十年合奏與演出經驗，是國內少數橫跨演奏、指揮，擁有豐富閱歷的指揮。聽寫本次受到高雄市管樂團委託，邀請侯宇彪老師接受訪談，並邀請聽眾們透過這次訪談，一起更認識侯宇彪教授。

侯老師成長於軍人家庭，在那樣的年代與背景下，您是如何開始接觸音樂與樂器演奏？當時的環境又是什麼樣子呢？您曾提到，自己在學習樂器的過程中，仰賴相當大量個人練習，也曾多次轉換主修樂器。您如何看待這樣的學習歷程，與現在的音樂學習方式有什麼不同？

我父親是跟著裝甲兵部隊從大陸來台，那時還沒成立示範樂隊，但各軍種司令部已有自己的樂隊。因應婚喪喜慶需求，幾乎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樂隊，編制分散又龐大。後來民國四十三年成立示範樂隊，父親被從裝甲兵樂隊調入，送去政工幹校的軍樂人員訓練班。

之後又陸續成立了士官樂隊、聯勤軍樂隊與警察樂隊，父親也因念過警校，被派去協助創建警察樂隊。那時編制有一百二十人，團員多是剛從高中軍樂隊畢業的學生。警察樂隊設在現在的南門國中，是當時的警察學校，晚上大家還會去舞廳、歌廳演出，因為那年代娛樂場所多，需要現場樂隊。

我從小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。父親的同事們常來家裡吹樂器、喝酒聊天，我也就跟著亂吹，什麼樂器都有興趣。後來念不了普通學校，就跟著同儕去考軍校，但讀不下去，半年就退學。回家後決定認真學樂器，考上藝專，那是民國五十七年。

在考藝專前，我就常被帶去現場演出補位，看到觀眾跳舞、樂手演奏，很受吸引。當時錄音工作也多，賺錢快，一場錄音抵得上一個月公務員薪水。我後來專攻法國號，因為樂團缺人，自己暑假拿回家練，練一練就能上場。那時大家學樂器很自由，不像現在要固定主修。

我最早是學小號，考藝專時吹豎笛，畢業時改為法國號。教我的老師是少將，也是藝專樂器老師，甚至還教小提琴、長笛、巴松管。當年藝專很多人主修中途轉換，像朱宗慶也是小號轉豎笛，再轉打擊樂，沒人覺得奇怪。以前學生很彈性，樂團缺什麼就補什麼，不會說「我不要吹這個」。現在的學生比較「硬」，不太願意改。那時我們把自己當黏土，很容易被塑形。我們班上只有二十幾人，常招不滿三十人，因為錄取原則是「術科第一」，學科只是門檻。後來教育部才廢掉這制度。其實我覺得有學科訓練還是重要，不能完全只靠術科。

在您赴美深造的年代，似乎在台灣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闖出一片天。是什麼原因讓您下定決心出國繼續深造音樂？在這個過程中遇到哪些挑戰與體悟？

當初決定去美國，是因為藝專沒畢業，沒有文憑就沒辦法進學校教書。加上家人在美國，有些資源，我想說也能一邊打工、一邊進修。雖然先到了茱莉亞，但紐約生活成本太高，房租是嚇死人的2500美金，相當於當時公務員的年薪。繳完學費就快撐不下去，只念了半年就退出了。不過我也因此下定決心完成學業，把該拿的學位都拼出來，算是一次現實與理想拉扯下的成長過程。

之後我考上德州聖安東尼奧交響樂團，也透過樂團拿到綠卡，但薪水只有800美金實在太低。餐館打工一個月有1800美元，還比演奏還穩定；樂團壓力又大，演出失誤幾次就會被解雇。這段經驗讓我真正體會職業樂手的壓力。以前吹樂器的經驗是一種快樂，在藝專時期自由又有趣，但到職業樂團後，每次演出都像考試，那個快樂感不見了。

您選擇從樂手走向指揮的原因是什麼？在成為指揮與總監之後，對當時的自己是否有不同的理解？您長年指導台北青年管樂團，也曾協助多個樂團的發展。您認為，一位指揮或總監應具備哪些專業能力與特質？

我會從樂手轉向指揮，並不是為了當領導，而是經歷讓我意識到，換個角色，也許能讓自己更快樂、更自由。很久以前參加的樂團指揮沒受過專業訓練，甚至不會看譜，只靠放唱片帶動作，卻也可以擔當這個位子，讓我開始思考當指揮的可能性。那時在北市交當首席的壓力也讓自己懷疑自己演奏音樂的初衷。於是我轉向學習指揮，也創立了台北青年管樂團。管樂團的曲目較新、限制少，我能更自由地探索方向，也漸漸體會到，指揮是一種溝通與組織的藝術，不只是動作和技巧。

在學指揮時，老師強調的是風格與理解，而不是模仿。我們幾乎不談動作，專注在音樂本身。這對我影響很深，也成為我帶團的原則。一位指揮最重要的是三件事：理解音樂、清楚表達、能與人合作。你要說得明白，讓樂團知道怎麼改，而不是講些模糊的形容詞。音樂是現實的，不是玄學。

最重要的是，要保持快樂。我排音樂會時總會選一半自己喜歡的曲子，因為自己快樂，才能感染團員與觀眾。音樂應該是由內而外、層層傳遞的喜悅。

我也常協助學校團隊，但從不鼓勵為比賽而練。比賽會磨掉學生的熱情，我更重視音樂會與多元接觸，讓孩子在過程中找到樂趣。這是我從樂手到指揮一路走來，最深的體會。

自您返台耕耘以來，台灣的管樂合奏環境逐步發展。您觀察到哪些制度變革、文化風氣或社會條件的變遷，對台灣的管樂發展帶來深遠影響？

回顧台灣管樂的發展，我認為尤清在擔任台北縣長時的推動功不可沒。當時他很有遠見，只要學校願意成立樂團，就直接補助兩百萬購置樂器與設備。這樣的政策不只扶植了教育端，也連帶帶動整個樂器產業的供應系統，是少見具有長遠規劃的文化行政作為。台灣的管樂發展不能只靠民間力量。以台灣的市場規模，不可能讓樂團靠自籌經費維持運作。政府必須介入，給予穩定的制度性支持。像國藝會目前的作法，我覺得還不夠。如果在國家整體預算中撥出一小部分，其實就能有效支持許多基層團隊生存。

地方政府也有關鍵角色。文化不能用銷售數字來衡量，藝術團體的價值不該由票房決定。企業贊助雖然有潛力，但最根本的還是公共制度。德國是很好的例子：柏林愛樂七成經費來自中央政府、兩成來自市政府，賣票只占一成。唯有穩定的公共支持，藝術才能長久發展。

台灣管樂的生態也逐漸轉變。早年多是軍樂體系出身的音樂家，現在則主要從校園、學生樂團出發，風格也逐漸向日本靠攏，不論是曲目、音色或訓練方式。近年疫情重創整個環境，不只觀眾減少，連團員招募也變得困難。以前青管只要一號召，馬上就有一大票人來參加，現在學生各有規劃，參與意願低落，這是很現實的挑戰。

我始終相信，演奏者自己應該也要是推廣者。觀眾不會自己走進來，要靠團員一個拉兩個，把人帶進場。而且我認為樂團不應該只為比賽而練習，音樂會才是最好的推廣方式，可以讓學生接觸更多曲目、培養真正的興趣。

我最擔心的是現在學生普遍缺乏熱情。以前我們學樂器是因為覺得好玩，會互相比較、互相激勵。現在年輕人被手機、電玩吸走注意力，對樂器沒那麼有感。他們不太願意主動嘗試新的樂器或聲部。像我當年會改吹法國號，就是因為樂團缺人，我就試著練看看，結果意外走出自己的路。這樣的彈性和動力，在現在的學生身上反而少見。

我也常提醒學生要有第二專長。疫情期間我幫不少學生申請紓困，看見他們手足無措的樣子，深感未來充滿不確定性。如果再來一次類似的衝擊，沒有準備會非常辛苦。

最後我想強調，熱情才是最關鍵的力量。成立樂團容易，但能否持續經營下去才是真正的考驗。第一場、第二場大家都有熱情，但到第三、第四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就開始鬆動了。怎麼讓團員留下來？怎麼吸引觀眾回來？這些都需要不斷的推動與經營。讓人願意持續相信音樂的價值，並且願意投入其中，是我現在最清楚、也最努力在做的事。

在少子化、高齡化與資源緊縮的背景下，台灣的管樂應如何因應未來的挑戰？近年觀眾偏好轉向「娛樂性」與「觀眾導向」，如電影及動漫配樂音樂會屢創票房佳績。對這樣的趨勢，您有什麼觀察與看法？

少子化、高齡化，加上整體資源緊縮，確實對台灣的管樂發展造成了很大壓力。不僅觀眾減少，學生變少，連團員的熱情也不如以往。有時候團員連找朋友來聽音樂會都困難，一張票都賣不出去，甚至賣了票，朋友就不再聯絡了，這是現在很現實的情況。

不過我始終相信，演奏者本身就是推廣者。推廣音樂不能只靠宣傳，而是要靠人與人之間的影響力。一個人帶兩個人、兩個人帶四個人，慢慢地擴大，才能真正建立觀眾基礎。

針對近年觀眾偏好偏向「娛樂性」或「電影配樂」的趨勢，我不排斥這些曲目，但必須有比例。我可以在音樂會裡放一兩首作為點綴，但整場只演這類型，我不會做。因為那是消耗型的模式，觀眾的新鮮感撐不了幾年，曲目輪完就沒了。

疫情後的觀眾口味並沒有變得更開放，而是變得更保守。推廣音樂當然困難，但不能因為難就放棄。我常跟學生說，第一次聽不懂沒關係，勉強自己多聽幾次，自然會開始理解、喜歡。推廣就是這樣累積來的，尤其在學校教育裡更該從小培養。

我也非常重視學生的「表演慾」。現在很多學生只想吹得準，不願上台，怕丟臉。但音樂是舞台藝術，一定要與觀眾產生連結。所以我會用各種方式激發學生的表現慾望，讓他們從演出中感受到快樂。這是很多老師忽略的，也是我認為指揮的重要責任。

在創作推廣上，我一直努力曾把國人作品送進全國音樂比賽，列入指定曲目；也在青管成立出版公司，讓好作品有平台、有出口。我希望能建立一個良性的循環——創作者願意寫，樂團願意演，觀眾慢慢接受，這樣才會有長遠發展。

成立一個樂團不難，但要撐過十年、二十年，需要的不只是資源，還有技術、組織力，最重要的，還是熱情。我對未來還是有信心，因為依然有熱情的人在努力。我們這一代的任務，就是盡力把樂團經營好，讓年輕人能夠接得下去，走得更遠。

您對高雄市管樂團有什麼印象？是否期待與這個樂團的合作？就這次與高雄市管樂團的音樂會而言，您是如何規劃這套曲目？希望透過演出帶給觀眾什麼樣的體驗？

我一直覺得，高雄市管樂團是一個有企圖心的團隊，尤其是他們近年來設置駐團作曲家的做法，非常值得肯定。願意投入資源培養本土原創，這對台灣管樂發展來說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。我很期待能和這樣有理想、有行動力的樂團合作。

這次的音樂會曲目安排，我希望能在「樂趣」與「深度」之間取得一個平衡。我不排斥讓觀眾聽到熟悉的音樂，但我也不會為了取悅而整場演娛樂型的作品。我通常會選擇幾首觀眾容易進入的曲子作為入口，然後再穿插一些值得細聽、能引導大家思考與感受的音樂。音樂會不只是消費性的娛樂，它應該是一種經驗——一種你第一次聽可能不懂、第二次開始想、第三次慢慢喜歡的過程。

我常跟學生說，第一次聽不喜歡沒關係，關鍵是你願不願意勉強自己聽第二次。就像學習一樣，懂的過程往往從「不懂」開始。我希望觀眾能從這場演出中，獲得一些新的聲響體驗，也許是旋律上的記憶，也許是一種共鳴感。邀請觀眾帶著愉快的心情來音樂會，也希望音樂會可以讓你愉快地回家。

授權規定：
本文為高雄市管樂團委託，為第54回定期音樂會《夢響》撰寫之專訪文章，如需引用，請聯絡高雄市管樂團